公务员改变年轻人：铁饭碗闪耀土豪金光芒
公务员改变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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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改变年轻人
“为人民服务”的资格，成为最火爆的职业选择。考取公务员的年轻人，是否如愿以偿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沉重的铁饭碗
内容简要：今年的公务员国考参考人数又破了个纪录，111.7万人。这纪录就是个受虐狂，被破不稀罕，不被破才诡异—从1994年公务员开始招考以来，每年，都有更多人争取“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今年的公务员国考参考人数又破了个纪录，111.7万人。这纪录就是个受虐狂，被破不稀罕，不被破才诡异—从1994年公务员开始招考以来，每年，都有更多人争取“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而111.7万，不过是国考参考人数，现代公务员考试分为两级，除国考，还有地方公务员考试。按照新闻报道，我们手动统计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的公务员招考，2013年有464万人报名参考。虽然参加国考和地方公务员考试的人数有交叉，但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可以参照的一个数字，是2013年大学毕业生数量：699万。
不过，在冷冰冰的逐年上扬的统计数字之外，还有人们鲜活的记忆，与之佐证，甚至与之相反。
2000年我大学毕业时，全班几乎没有一个人去考公务员。道理倒是很简单，自打1990年代中期都市报兴起后，中国的新闻业出现了一个黄金时代。我们毕业那会儿，赶上了这黄金时代的尾巴。我们学的是新闻，新闻业正火爆，不好好地做记者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考什么公务员啊。
而且，在我们少年时代，正值国退民进，当时没有“公务员”的概念，统称为国家工作人员。那时候，羸弱的国有企业被甩了出去，企业里的国家干部也难以自保，甚至连政府工作人员，也成批次地跟着下海潮，冲出体制外。
往日的印象太过鲜明，当公务员，对于1970年代甚至1980年代初出生的很多人而言，是一个可笑的选择。人们不再相信“铁饭碗”，这碗饭缺油少盐，而且容易被赐饭者一脚踢翻。
那时候，最好的工作是外企，是正蓬勃而起的民营企业，是新闻业，这种虽不出体制，但运行规则、薪酬待遇完全市场化的机构。
所谓“民进”，不只是民营经济的兴起，更是民心的兴起，权利意识的觉醒，是人们能够用自己的能力，扼住命运咽喉的进步。人们不相信饭碗，也不相信饭票，相信用市场的力量、自己的能力，来大快朵颐。
那个时代，没有人谈“中国梦”，但对一个个个人而言，无疑是梦想最灿烂的开始。
不知不觉中，历史的车轮在拐角处拐了个弯，国进民退带来的，不只是经济界的动荡，更是人心的动荡。上升机会的狭窄、社会带给人们的不安感，让年轻人在职业选择上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随着公务员待遇的稳定提高，“铁饭碗”开始闪耀动人的土豪金光芒。
逢进必考的公务员改革，确实打破了用人唯亲的怪圈，但却圈走了更多人才和创造力。公务员考试，已经取代了高考，成为年轻人改变命运的最佳路径，并越发接近古代社会的科举，“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的心态变形萌发。
对于那些真正希望服务公众、改变社会而参考公务员的的年轻人而言，更多追求稳定的同行者，也扰乱了他们步点，增加了他们实现理想的难度。
可能不会有一个科学的考量，来清晰地核算，希望成为公务员的年轻人比例是多少才合理。但如果人人都想当公务员，谁来直接创造社会价值呢？
20多年前，打破“铁饭碗”也打破了让社会进步停滞的枷锁；现在，在凝滞的社会彻底成型前，或需要释放更多的空间，在“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和直接创造社会价值者之间，找到一个最佳比例。
(徐一龙)
为什么人人都爱公务员
文/朱学东
11月24日，2014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笔试开考。据官方统计数字显示，今年中国共有152万人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资格审查，最热岗位报录比达7192：1！
当1994年我报名参加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公开招考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后来的公务员考试竞争会变得如此激烈；2000年，当我从中央国家机关一个位不高、权不重却令人羡慕的岗位上辞职出门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公务员的位置会变得如今天般炙手可热。
我从公务员岗位离开的时候，固执地认为，中国社会的开放已经提供了许多新的可能，而且，会继续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当时的社会，也向我呈现了这种可能性。
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在中国社会走向更加多元开放的路上，公务员热却逆势而来。
作为一名前公务员，现在的社会观察者记录者，我还是清楚地看到了我那诸般想不到背后的逻辑。
公务员岗位的火爆吸引人，在于这岗位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独特地位。这种独特地位，源于社会国家治理的理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制度设计。
与西方法治国家代议制下公务员角色定位不同，中国社会传统的官吏政治特征和牧民心态并没有随着进入现代社会而消失。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设置，更是继续强化了这种行为和心态——权力和资源的高度集中，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垂直管理体系，使依附于其上的从上到下拥有不同层级权力和资源的岗位成为炙手可热，这些岗位掌握着上至国家下至地方不同程度的资源规划、项目审批、资金调拨等权力。他们的位置，让他们有了高瞻远瞩的气势和勇气，哪怕他们什么情况都不了解，但他们却掌握着与此关联的地区和项目的人们的命运与财富。
这一过程中，是权力，而不是市场，在过去的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毫无疑问，计划经济的思维与代天牧民的幻觉并未远去。
与王朝时代传统社会的官吏一样，他们令人敬畏。
同样，与王朝时代一样，纵使有严刑苛法在侧，但权力当道早已蛀空了法律的威仪，监管的制度最终成了空架子。
这一过程中，没有人没有哪个岗位会逃脱人性的恶的一面。于是，寻租自肥变成了公开的秘密，既有组织行为，也有个体贪欲。虽然法律和监管体系会抓住一些进行惩罚，但却因制度性缺陷，而无济于事。
至于公务员岗位在社会结构中福利的超级稳定性，岗位动荡的低风险性，也就是自肥的顺水推舟而已。
天下熙熙，利来利去。公务员岗位越来越庞杂强大，也挤压了其他社会空间的健康成长。于是，利益驱动成了那只看不见的手，推动年轻人如过江之鲫般蜂拥至公务员考场。
毫无疑问，中国的公务员体系需要年轻有为的知识精英加入，许多年轻人也是怀抱改造国家的鸿鹄之志投考公务员的。但是，公务员岗位在中国的独大，本身就是陈腐理念的畸形儿计划经济的变种，是制度设计的不当的产物，也是法律监管缺位的后果。
本质上，公务员岗位是社会利益的协调服务机构，在明确的社会分工和规则下，应是保守而非突破性力量。这也是社会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
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的年轻人，把进入非创造性行业的公务员体系当作首选，社会损失的，将是创新和活力，这个社会也会变得越来越保守。
于个人而言，进入公务员体系并不意味一切。扼杀个体生命力的不仅有动荡不安的生活，官僚机构内的察言观色、委曲求全，以及对自己被迫从事工作的妥协，也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虚耗。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许多年轻的公务员，过早地失去了青春的活力，开始有了与其年龄不相符的脸色眼光，甚至身体。
当我离开公务员多年之后，面对公务员的火爆，许多朋友曾经问过我是否后悔。
不，一点也不后悔。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而多元，个体自我选择的机会迥异于从前，只要你有勇气，你就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一点也是中国社会的进步。
离开公务员岗位后，我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地写那些言不由衷的公文总结，我重新拿起了自己的笔，学会了用自己的文字表达自己的立场，赢得了更多发自内心的尊敬。
这感觉，就像鱼儿归了大海。
